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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2019年的序章,里头写的不是事件,是趋势 | 年度回顾

时间:2019-01-22 来源:天水市慈善公益

1月6日,由百名专家不记名投票选出的“《慈善蓝皮书》2018年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在北京发布。

在发布会上,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黄浩明,善达网CEO杜娟,公域合力CEO、《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主编冯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公益时报》编辑王勇,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与医学院双聘副教授周如南等九位特邀嘉宾进行了主题发言,回顾2018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趋势,《慈善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杨团做了总结发言。

以下为十位嘉宾的主要发言内容分享(按发言顺序),均经审定:

黄浩明

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

《慈善蓝皮书》年度十大热点事件不是简单地陈述过去的一年,更重要是找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值得关注、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表面上它是热点新闻,深层次是中国社会逐步觉醒的过程。我特别关注社区治理和发展问题,4年前,我曾经在工作了19年的中国民促会,与爱德基金会和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创建了北京市第一个社区基金会,实践表明社区成员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与和谐社区建设中作业越来越大。根据民政部2018年1月8日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文件提出的培育和发展目标,即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特别大。2018年,中国民间组织首次在乌干达、叙利亚进行了难民援助救助项目,帮助肢体残障的儿童提供义肢,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中国民间组织在日内瓦举办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人权事业进步”主题边会,这是中国民间组织第一次到联合国总部所在国举办这样的主题边会;在东南亚,中国派出了十多家优秀的公益组织,成建制地与柬埔寨开展公益组织双边合作;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势不可挡,不过它们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公众视野。总之,中国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一方面需要向基层社区下移,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同时另一方面需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中国民间社会的优势,彰显中国民间社会和公益慈善的力量。

 

善达网CEO

2018年十大事件里,与政策相关事件最多,占到4件,特别是公益慈善行业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等政策积极主动发声,联络并传达到了政府有关部门。长远来看,它对行业推动有价值,政策制定者也会考虑行业建议。我个人期待更多社会组织能参与进来,更积极地发声。政策推动社会企业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但社会企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如果政府管得太紧,社会企业就会缺乏活力;其次,影响力投资虽然会越来越多,不过2018年和2019年仍是资本寒冬。行业事件1件,但是,社会舆论对公益慈善行业事件关注还比较少。黑土麦田事件,行业里关注很多,整个社会没有太多人知道。还有,三大事件都是社会性话题,性别友好机制建设大讨论凸显了行业建立自律标准的必要性,在男权话语体系和行业缺乏自律的情况下,极可能发生这种事,性侵/性骚扰事件有利于促进行业进行自律建设。但从事件本身来说,公众对公益行业涉事者的关注度,不如对比其他知名人士的关注度。“冰花男孩”、《我不是药神》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比较大,这类爆点事件在推动行业发展和创新上,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益需要长期、扎实地工作,也需要不断突破。西湖大学是一个公益基金会举办的创新型大学,未来可期。国际上很多基金会会推动、引领创新,而中国大多数基金会还局限在扶贫济困。创办西湖大学有可能让西湖教育基金会(西湖大学举办方)成为伟大的基金会。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8年算是一个大时代的年份,但不是一个大事件的年份。2018年有很多时间节点,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十年、《慈善蓝皮书》出版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意味着2018是一个时代节点,或者说是衔接到2019年的破折号。

基于这样的特点,我们应该更关注趋势,而不是单一的事件。《慈善蓝皮书》2018年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中,与制度建设有关的占了四个,质疑占了三个,回顾和反思占了两个,还有一个社会创新。归纳起来有几个趋势:制度建设偏于收缩、规范、统合;质疑和反思有针对业内(公益)问题,但更多是与社会关注的问题结合;创新是西湖大学,它体现了企业家、基金会、教育领域以及和体制内的互动。总体上,2018年的制度偏向于规范,社会问题带动业内问题,社会创新需要有多因素才能催生。

稍提一个点,我一直追踪关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跟2016年、2017年不同,2018年的制度已经趋于常态化,登记代表机构速度放缓,备案相对成为常规。一个突出现象是,登记门槛之后,更深入的问题也呈现出来,比如日常管理的制度衔接、流程、运营成本。境外法的这种特征其实也反应了社会组织的制度趋势,我们应当关注一些更深入的问题。2019年非常值得观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和不可预期因素。

我个人看来,现在的制度环境偏于“呆滞”,它不能很强地促生创新,也不是很有力的控制,对社会问题的表现常常有点反应不足。非常大的挑战在于,制度试图把创新拉回到旧有的状态,如果没有大事件发生,趋势可能还会是这样下去;一旦有大事件发生,创新的和固有的两种力量会产生什么冲突,我们的观念累积力和社会累积力是不是足够去支持变革,趋势会向什么方向演变?目前看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的,它和改革的方向感是否明确密切相关。

 

公域合力CEO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主编

2018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仍然显示出明显的依附性和依赖性。首先体现在政策环境,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慈善领域的逻辑、规模和结构;其次,对技术变革的依附和依赖程度比较大;第三,经济是否景气、个人收入和企业经营状况对慈善资金、慈善运营的方式影响也很明显。幸运的是,公益慈善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也就是慈善自身的“定力”,无论外部环境是暴风骤雨还是阳光雨露,大家受到影响时会不断反思慈善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商业已经在改变、塑造我们的生活,政府也在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和进程,那么,慈善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对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第三部门有哪些推动、倒逼以及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2018年仍是挑战。基于互联网的公益社群,其所进行的非组织化行动,一定程度突破了过度管制,对传统慈善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我们看到新慈善具有更大的突破力和爆发力,使得慈善领域的规模和结构更为丰富。2018年以后,有些领域突破的难度系数会加大;而政府希望通过社会组织延伸自身职能的领域,突破的难度系数会降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上慈善自有的定力,以及全民意识变化,虽然不能期待全球慈善很快到来,但人性向善作为慈善的根本,未来还是会取胜,进而有突破性进展。

黎宇琳

公益资本论”创始人

从我的报道经验来看,公益慈善行业出现负面事件的频次显然是增加的,可以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它是多元价值观碰撞的结果,东西方价值观所形成的“文明冲突”在公益慈善领域短兵相接了。针对这样的变局,朱健刚老师的分析强调“适应”,但“适应”这个词往往意味着无须作太大的调整,仍可沿着原有的发展脉络前进。但我的观察是,过去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原有的发展脉络中找到答案的,“黑天鹅事件”在发生之前没有征兆,事物的发展更多呈现出不确定的“量子态”,而非线性的脉络。2019年,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黄浩明老师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在增大,朱健刚老师的分析也似乎是导向这个结论。但我觉得这个领域的政策空间明显在收紧,这种利空并不是社会组织在数量上的简单增加能抵消的。如果我们还能感到乐观,唯一的可能是在许多新鲜事物中找到希望,比如社会企业、商业向善和“第四部门”的萌芽。新经济正在成为社会创新的领导力量,比如腾讯为公益慈善领域打造了基础设施、阿里打通了扶贫与电商的界限、和的基金会在佛山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成立、资助了超过二十多家社会组织......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这些来自商业的创新都会带来好的社会结果,不过这样的趋势是蓬勃的,也许,未来会发生更为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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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全斌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

谨代表个人谈一些观察。我们今天谈社会组织,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社会背景上,比如中美贸易战、改革开放四十年等。去年这个时候(2017年12月份),我们坐在这儿谈当年的中国十大慈善热点事件,我说2017年是公益的谷底。没想到2018年更低?爆发了很多事情,2018年因为汶川地震十年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但是真正应该谈及或者纪念的公益精神没有被提起。五险一金的规范要求,也提升了公益机构的运作成本。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民间公益元年的话,那2018年我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元年。如果说2017年随着公益随着商业摇摆的话,2018年公益行业开始在政社互动中摇摆。从民间公益角度看,公益因为参与规模的扩大而泛化,民间公益非组织化、网络化、隐匿化比较明显。公益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权也在固化,项目和业务都延续传统,没太大想象力和创新。期待大家未来都能保持好、坚持好民间公益的底色,明白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干什么。

马剑银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目前有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企业认证很积极,但是我对社会企业发展却很悲观,对于这一类创新的事情,“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到现在还没出来,看上去公益行业的发声有了反馈,但是条例不出来,我们依旧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以后慈善和社会组织这两块内容到底怎么协调,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以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来管理慈善事业,是造成这两年低谷的主要原因,现在据说民政部要专门成立慈善管理的司局,分开了应该会有发展。公益慈善领域的概念扩张也有问题,比如社工,这几年社工有了很大发展,政府也花了大力气培育,可很多地方把社工作为网格化管理的抓手,在购买服务时提出了很多要求,社工发展起来以后会怎么样,到底是服务社会还是监控社会?配套制度我们看得了很多,但是真正重要的制度例如社会组织的相关条例、例如慈善免税的配套制度依然悬置,没有西瓜,再多的芝麻又有何用? 2018年,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性侵/性骚扰事件具有很强的趋势性,它不仅涉及公益领域,高校、传媒行业也是重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渠道越来越多元和自由,反弹也越来也大,将来若再发生类似事件,社会运动性质会越来越强。在性别友好机制建设大讨论中,公益慈善行业讨论了妇女权益保护和其他社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迹象:公益行业需要更多空间,有很多话题值得关注。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行业已经很少有这样的讨论,主要还是被政府喜欢的扶贫济困等话语牵着走,我们应该好好反思过这一点,议题设置本身就是权利。

 

《公益时报》编辑

2018的公益慈善行业没有太大的突破。公益慈善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从权利的角度去解决,一个是从服务的角度去解决。2018年更多是从服务的角度,政策也好、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也好、四类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也好,都是强调提供服务。以扶贫为例,公益组织扶贫以帮扶为主,很少有机构做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事。传播方面,能够走出公益慈善圈子的事件依然是负面事件。不仅如此,负面事件出现以后,公益慈善行业也没有机制能及时的回应,并就此向公众普及公益理念。在行业内同样如此,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为例,社会组织不仅没有把它推到社会大众的领域,连社会组织自己都没有普遍关注——中国有80多万家社会组织,在这件事上,大多数社团、民非和基金会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变革不会自动到来,公益行业无人愿意牺牲,那么突破将出现在公益行业之外。

周如南

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与医学院双聘副教授

除了用“事件”来梳理公益慈善脉络,还要看“结构”和“范式”。回首一年可看事件,回首十年要看结构。我认为,十年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还有十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没有被突破,局部还呈现加剧状态:第一,慈善事业的去行政化问题。作为计划时代而来的行政化慈善如何实现社会化?第二,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管理的回归。一些调研表明,曾经走在国务院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方案出台之前实现破除双重登记管理的一些地区,社双重管理又回来了。放开与管控之间,如何平衡?第三,慈善事业内卷化严重。行业内缺乏代际、范式、方法论等多重维度的传承与更新,从而带来知识生产困境和停滞。第四,慈善组织税收问题没有实质性突破,非营利专门税法缺失。第五,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资源视角出发,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带给慈善行业什么样的分化与变迁?比如购买资金规模中,慈善领域和社工领域差距较大,社工和慈善在政府视野中是什么关系?行业认同关系又如何?目前社工与慈善在政府管理层面实现机构合并调整,但慈社关系和政社关系悬而未决。第六,公募权对慈善组织意味着什么?《慈善法》颁布两周年了,中国80多万家社会组织做慈善组织认定的数量不足,尤其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也没认定为慈善组织,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第七,《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以来,境外组织归口公安主管,一些慈善组织撤出,其与境内组织合作也大幅减少,应如何看待。第八,慈善监管老问题遇到互联网的新情境。我们经常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当前的组织监管行业监管存在运动式严打特征,如何实现常态化规范化。第九,慈善行业生态建设较慢。这和规模化倒没关系,主要体现是行业共识价值不足、支持性枢纽性组织少、慈善集群化没出现。第十,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如果说前面九个在说制度、结构和环境,最后一点反思应该是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回首四十年,则要从场域变迁和范式转移视角看。简单而言,中国公益慈善1978年以来经历了70年度末出现的国际机构主导的“参与式发展”范式,关键词是赋权和社区;80年代末本土NGO推动出现的“公民社会”范式,关键词是公共领域和公民参与;2008年“公益慈善元年”带来的所谓“现代公益慈善”范式,关键词是专业化、购买服务等。还有一条隐形线索,即从2000年左右浮现的“社会创新”话语,强调跨界协作。从早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到现在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益金融等等。社会创新可能成长为新范式,但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内涵的批判发展基础之上。社会创新是指社会结构性深层变迁,包括主体、方法、策略和目标,不能只简单理解为公益商业关系。说到中国的社会创新,乐观的人认为它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形成“第四部门”但西方的社会创新,或者说第四部门,前提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已经出现并且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直接跳跃式进入第四领域,可能非常危险,带来新的结构性问题。回顾之后再往前看,有一些重要变量值得关注:政治、技术和小趋势。作为行动者,也许我们要从关于中国公益慈善宏大叙事当中回到垂直细分专业的领域,通过一个个与政治机会、技术变革结合的小趋势,再组成一个大趋势往前走。

杨 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

2018年,大家对更加突出的政府管理心中有数,也在思考公益人、公益组织要坚守什么?公益慈善的本质和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公益慈善中断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四代人,最早一代人如朱传一先生,是我们的引路人,他在2015年去世了;我今年70岁,和徐永光他们算一代人;再往下是50多岁和30多岁的这两代人。我们这四代公益人的精神要维系下去,要能够退而结网,也能够临危不惧。重要的是我们心里追求什么。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往下传承的,并且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当然,我们要讲策略,不能莽撞,努力让亮色大一点,宽一点,尽可能地开放思想、认准方向,拉更多朋友和组织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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