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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文化传统及其当代传播特点探析

时间:2019-04-03 来源:天水市慈善公益

一、中国传统慈善文化

中国慈善文化传统是慈善文化中能形成稳定观念并影响后世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沿革。在一切与中国慈善文化有关的现象、事件、机构、行为与意识形态之中,它都支配着中国慈善事业的思想与行动,影响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走向。梁其姿、黄永昌、夫马进、王德毅、酒井忠夫等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慈善机构既具有佛家的宗教性格、又具有典型的儒家理想、道家色彩。

中国慈善文化的思想价值也主要来源于儒家建立的道德伦理体系,后来兼受俗化佛教及道家思想的影响。以明朝同善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同善会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俗化佛教的影响,也有起源自道教功过格累积功德的思想,但最主要的思想因素,仍然是正统的儒家的政治理念。” 在慈善主体、慈善对象、慈善组织架构、慈善目的上,中国慈善事业无一不体现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特征。在慈善文化的传播内容、普及与价值观建构上,又渗入了俗化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道家的功过格思想。

1)慈善主体以政府为主,儒生和儒商组织的民间组织以及佛教寺庙等为辅。由于传统社会是以宗族为基本社会结构的“家天下”社会,皇帝是社会最大的家长,因此,以皇帝为首脑的政权对社会福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唯一提供者,个体及社会组织提供福利是映射君王及政府无德,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嫌疑。“其实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很早就出现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提供者的想法。这观念在早期的儒家传统中已可见,子路在魏国出私财救贫,孔子止之,说:‘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  

唐朝最早的三福田起源于佛教寺庙,唐代武宗灭佛运动后,官方接管了这些慈善机构,开始了官办慈善的历史。明朝各地同善会的兴起也都是理学儒生们兴办的民间机构。宗教寺庙、民间组织成为官办慈善机构的重要来源和补充。宋代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儒生地位下降,宋朝出现了以接济贫困儒生为目的的慈善机构,类似于今天的“助学”机构;明清时期少数儒生弃儒从商,“弃儒学贾”,发迹以后这些儒商成为筹办慈善机构的主力。比如明朝的闵象南、吴自亮等人。他们筹办慈善机构,既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又通过慈善机构实现未竞的儒生兼济天下、教化社会的理想。明清时期,慈善机构甚为发达,明朝的同善会,清朝的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遍及都市和乡镇,这也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兴起的重要标志。

2)慈善救助对象要根据道德伦理进行区分。中国早期慈善的主要救助对象是“鳏寡孤独”者,而不包括社会的普通贫弱人群,救助行为带有极其浓厚的伦理文化特点,体现了家族制社会特有的慈善方式。宋代范仲淹的范氏义庄就是专门为范氏族人而设立的慈善救助机构。此外,慈善机构的成立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专门化特征:比如育婴堂主要救助孤儿,比如“清节堂”是专门救助寡妇的机构,为寡妇专门设置义田,避免她们改嫁而辱及家族名声。“施棺助葬会”是专门针对无力买棺埋葬父母的孝子,为他们解决最后为父母尽孝的生活难题。“惜字会”则是专门针对读书人而言。至于具体的救助对象是否值得救助,则要进行明确的道德界定和区分。

对这些慈善机构而言,儒家的道德伦理是他们从事慈善活动的主要依据。只有救助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贫困人口,才有助于矫正风气、匡扶道德、教化社会。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引起了社会身份的混淆现象,传统四民社会的等级秩序受到了巨大挑战和影响,因此,以江南地域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尝试对社会的贫贱标准、社会财富的合理正当性问题进行重新界定。

这一时期民间慈善组织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解决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混淆问题,以及财富本身所产生的焦虑问题。因此,明末著名的慈善组织同善会所救济的贫人,并非是任何生活困苦的人,而是符合慈善机构所定标准的贫人,救济的对象优先孝子、节妇等有德行而又贫困的人,明文不救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 此外,还有四种宜助而不助的人,衙门中人,僧人,屠夫,败家子。 

这些观念对现代人的施济与救助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尽管有西方“社会救济”思想的影响和传播,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期待自己救助的对象是个道德上的好人,或至少是个道德上没有明显缺陷的中立之人。2013年以来社会上兴起的“炒作式救助”引发反感即是因为如此,2016年11月发生的罗一笑白血病事件的网络营销募捐更是通过微信的传播与转发在网络舆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3)慈善的目的带有强烈的社会道德教化与匡扶正统色彩。从慈善主体到慈善救助对象的道德区分就可以看出,中国慈善文化有着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及社会救济理念截然不同的基因。慈善救助是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既存社会规范、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途径。佛教恩济众生的俗世理想、道教功过格的引入都曾对中国慈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成为慈善事业的发心以及传播教化的重要理念,但这都无法影响慈善机构在现世社会的道德伦理目标。这个目标在不同的时期顺应不同社会背景而各有侧重:

其一,对社会和民众进行社会道德教化。“首先,他们透过善会企图改善地方风气,……透过善会的渠道,他们可尝试落实教化社会的理想”。 慈善机构通过对慈善救助对象的选择与道德区分,来宣扬某种道德伦理观念,比如通过“清节堂”对救助妇女的选择来帮助贫妇守节,宣扬妇女节烈观;通过“施棺助葬会”来维护儒家正统,宣扬“孝道”。通过“惜字会”的救助来宣扬科举高中的儒家仕途和儒生理想。

其二,维护既存的社会规范。在明清“士”的地位受到社会挑战时,通过对贫困儒生的资助,维护贫困儒生的社会地位,为贫穷者做道德上的澄清。“这些善会的最终目的,乃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相当快速之时,以道德的诉求来维持既存的社会规范。” 清节堂的目标绝对不是纯粹济贫,而是在家族之外体现儒家家族理想。 ”“明清慈善组织的发展,除了原有的通俗的宗教信仰特色外,到了雍正二年的诏令以后有明显的儒化趋向,这趋向在清节堂与上述的惜字会的大量出现时达到高潮。” 

二、中国慈善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中国慈善文化传统是在唐宋明清以来长期的慈善事业发展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价值,在近代又部分融合了西方慈善观念而形成。总的来说,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具有强烈的儒家道德伦理特征。中国慈善传统中对“鳏寡孤独”进行救济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色彩,以及家族互助的家族性特征,“四不助”的禁忌,大都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直接体现。“清节堂”帮助贫妇守节,“施棺助葬会”宣扬“孝道”;“惜字会”推崇科举至上,宣扬行善积德等,更是传统慈善文化中的具体价值指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传统社会中,慈善济贫的文化道德价值超越或大于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甚至纯粹是为了维护一些社会文化上的价值,而不是基于现代西方社会公平和经济理性而形成的社会政策。这也正是中国慈善传统与西方慈善价值观最显著的区别所在。

(二)中国慈善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及社会调适功能。慈善组织是维护传统四民社会基本等级秩序的重要途径,甚至发挥了宏观层面的社会控制功能。明清的慈善组织在中国慈善史中更具文化代表性,这一时期的同善会、惜字会、育婴堂、清节堂等,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及社会调适功能,也满足了在野儒生协助天子治理天下的理想。这一时期,许多“弃儒学贾”的儒商成为筹办慈善机构的主力,他们通过筹办慈善机构,乡约讲慈善,刊刻善书,他们既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又通过慈善机构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他们“或强化贞洁观念、鼓吹象征科举文化的惜字活动来维护儒生阶层的身份地位”。“这些善会的最终目的,乃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相当快速之时,以道德的诉求来维持既存的社会规范。”  

(三)慈善机构具有高度的政治协作特性。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中国的帝王政治中,进行政治协作是慈善机构得以长期生存的前提条件之一。唐宋慈善机构兴起,影响力增强,后来武宗灭佛运动,宗教慈善机构及民间慈善机构收归官方,慈善机构由民入官,进入政治系统。明代的慈善家大都是当时大儒,深受政府认可,地方爱戴,是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桥梁。足见善人与政权的合作关系紧密,慈善组织与政府同样关系紧密。清代官方认同和支持地方兴办各类慈善机构,给予财政支持,协助治理社会。明朝著名的“同善会领导人的主要目标之一的确是协助中央治理社会” 

(四)传统慈善传播与道德教化高度结合。传统的慈善传播主要使用如下基本方式和手段:

(1)道德教化。即利用乡约制度等方式,慈善机构及领袖辅助乡约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

(2)宗教观念。利用危机感来劝人行善,利用宗教观念劝人从善消孽,酿和气,跳劫运。

(3)功利色彩。通过此生及后世的功德名利来劝人行善,利用道教功过格来劝人行善。

(4)融合传播。传统慈善传播中,慈善机构及领袖的宣讲、《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真经》等善书则是融合了儒释道宗教色彩和道德教化的直接传播形式。戏曲、说书等内容对慈善内容的融合,使其也成为慈善传播的重要间接载体。

(五)近现代受到西方慈善事业及慈善价值观的明显影响。《晚清西方慈善救济事业向华传播途径探析》一文认为:晚清时期,西方慈善救济事业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向华传播:晚清知识分子的著述、出洋使节的考察、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以及晚清报刊的传播 。正是在西方慈善救济事业的影响下在中国传统的善堂内部开始变革,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向近代化转变。《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认为近代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借鉴西方的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兼顾中国的国情与民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及其社会功能等重大概念,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 

三、中国慈善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播特点

当代的慈善传播呈现出极大的兴盛与各种“怪相”,社会急剧变化时期,传播环境波诡云谲,传播风险急剧增大,社会价值基础上,古今中西多元价值尚未完全融合。在同时受到中西方价值冲击的慈善传播领域,出现各种“怪相”也在情理之中,互联网背景下的当代慈善传播既有“暴力慈善”“娱乐慈善”“商业慈善”,也有“炒作式救助”,既有悲情叙事,也有道德绑架,当然还有舆论监督。

在层出不穷的慈善救助事件中,在众声喧哗的慈善舆论场中,我们仍然时不时可以看到中国慈善文化传统时隐时现、不断出场,或者说,它从未缺席。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慈善文化传统对今天的慈善事业依然具有强大的甚至是极其顽固的影响力。

在学者衣俊卿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作为核心特征的群体本位,二是具有比较强烈的伦理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的特征,它对人文或人际关系的重视胜过对自然或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保守性和“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是一种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正是因为这种群体本位、伦理中心主义、经验主义的整体文化模式,使得以至于到了今天,中国慈善文化传统仍然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大多数时候,它被当代传媒有关慈善事件、人物报道的各种光怪陆离所掩盖,但一旦发生重大慈善事件或慈善危机,普罗大众就会发现,在我们已经走入机器人智能的今天,那些内心根深蒂固的慈善价值观、慈善文化传统仍然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首先,慈善仍然是知识分子(士人)及宗教人士济世情怀的重要体现,一部分有济世情怀的企业家也积极发动和参与慈善项目并为之做出贡献,这仍可视为是中国儒商从事慈善事业优良传统的体现。知识分子、企业家、宗教人士的慈善活动和行为通过大众媒体及社交媒体的传播具有了极大的影响力。其次,当代慈善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伦理色彩,公众通过各种线下线上方式在进行慈善救助时,对救助对象仍然充满严苛的道德期待、进行道德区分,希望自己救助的是个道德上的好人和完人。

可以确认的是,中国慈善文化传统虽然进行了上百年的转型和现代化,部分渗透了西方的慈善价值观,但慈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可否认的是,当代的慈善传统的传播愈加纷繁复杂、众声喧哗。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重传播”“轻慈善”,传播技术平台建设过快,而慈善价值建设太慢。技术平台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慈善价值的建设与传承。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慈善传播带来了福音,各类慈善组织的传播平台、救助基金会网站的建设、“轻松筹”等网络平台确实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众多求助者带来了实际帮助,但健康、平等、融合中西的现代慈善价值观念的建设仍然举步维艰甚至付诸阙如,这正是诸多平台和慈善机构感到忧心忡忡的地方。

其二,“重功利”“轻价值”,慈善传统价值对社会道德的维护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营销、炒作、娱乐慈善等同时共存。慈善传播成为社会营销、事件营销的重要噱头,“搭便车”的情况更是常见,互联网环境中的慈善救助良莠互现。近几年的“慈善真人秀”节目、行走类慈善活动、冰桶挑战等娱乐慈善事件成为关注热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卖卫生巾救女等“炒作式救助”、罗一笑白血病事件,成为受众高度关注的网络事件。许多媒体为了浏览量、涨粉等商业目的去蹭慈善热点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传媒环境中,中国慈善文化传统中因为家族伦理、推己及人的恻隐之心、同理心、恩济天下的士子理想而建立起来的慈善价值一旦被消费殆尽,等待中国慈善事业的将是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和价值危机。

其三,慈善传统价值对救助对象的道德区分在互联网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在许多慈善救助案例中,对救助对象道德的质疑和审视转变为具有高科技技术特征的背景调查、人肉搜索等,有些甚至演化为网络暴力,事件的“反转”使得本来汇聚爱心力量的大众慈善成为一场彼此伤害的道德和语言游戏,这更是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人为阻力。无论是2013年出现的一系列“炒作式求助”还是刚刚过去的“罗一笑白血病”事件,都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深反思。

其四,传统中的慈善动机与目的,在媒体传播中消褪了明显的道德教化色彩,开始形成现代社会和现代公民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近代西方慈善事业的传播和引入,也应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西方国家的慈善价值观与慈善运作模式继续被大量介绍和引入到国内,虽然在很多层面仍然缺乏认可度,但在消褪慈善传统的道德教化色彩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外NGO中的慈善组织进入中国也对社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大量的国人在现代公民和社会救济观念中,具有了更为健康的慈善动机。慈善组织的成立也更具现代色彩,甚至能逐渐走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来。

从根本上来说,慈善文化价值观的阙如仍然是整体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缺失的一种表现。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失去了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价值基础,但中国慈善文化传统的道德伦理色彩仍十分强烈。当下慈善传播仍然要以大多数人的慈善心理、慈善价值观为前提,这促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中国慈善传统。慈善传播若能在中国慈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凸显“慈善”的价值核心,则对于重建社会信任、修复人文伦理、弥合人际关系裂痕等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善莫大焉。